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，并与中华文化融会贯通，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。

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也受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，诞生了“塔”、“石窟”等许多新的建筑样式。同样，中国文化也对原本来自印度的佛教建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在千百年的相互影响中，形成并创造出独具魅力的佛教建筑文化。

早期的中国寺院建筑，布局基本与印度相似，以塔为中心，其他围绕塔藏舍利进行分布。随后由于受中国文化和古建筑影响，演变成为殿堂与塔藏并重，塔在前、殿堂在后的格局。隋唐以前的佛寺，一般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。当时的寺院习称“浮屠祠”，礼拜塔中舍利是当时信徒巡礼的主要内容。庙前有廊庑围绕，正中院庭的前后有殿堂，房院为僧房；隋唐始，造巨像成风，佛殿普遍代替佛塔，佛塔渐渐被挤出寺院，或另辟塔院，或置于寺前后或两侧。至唐代中叶，因为禅宗的兴起，以“经像”为代表的偶像崇拜受到质疑，许多禅宗寺院甚至不设佛殿，只设经堂，虽然宋朝以后，进一步受中国文化影响，佛殿回归禅寺。但自唐宋时起，中国寺院建筑已经基本形成以殿堂为中心的格局。

中国寺院建筑留下了丰富灿烂的文化瑰宝，但是具体记载寺院建置布局的文献却少之又少，除唐代百丈怀海著名的《百丈清规》，以及后来源于其的《禅苑清规》、《丛林校定清规总要》、《禅林备用清规》等之外，能够找到的相关文献史料极少。与此同时，民间却有着许多关于佛寺建置的提法，“伽蓝七堂制”就是其中之一。

“伽蓝七堂制”又称“七堂伽蓝制”，是指以禅寺的建筑格局，按照“山门、佛殿、讲堂、方丈、斋堂、宣明（浴室）、东司（厕所）”七种不同用途的建筑物分布营造，佛教界相关人士对“七堂”的功能，又有不同的解释。而日本僧人更是将“七堂”比照人体七个重要器官。

翻阅当代许多佛学资料，有很多文献提到了“伽蓝七堂制”，许多人将其确定为中国唐宋以来寺院典型格局，但是却难觅其历史记载。为此，有学者认为“伽蓝七堂”之称仅仅为南宋禅宗寺院的典型格局。也有学者则认为“中国历史上寺院甚至禅寺并未存在过‘伽蓝七堂’制度”。

那么在佛教建筑中是否存在“伽蓝七堂”呢？

为此，作者翻阅了大量古代文献。在中国无论是《洛阳伽蓝记》或是《百丈清规》以及大量的寺志均未提及此制度，说明其至少不是作为通行的制度存在。可以说“伽蓝七堂制”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未见记载。

可是在受中国影响颇深的日本佛教界，记录却颇丰。东南大学张十庆教授在其《江南禅宗寺院建筑》中，专门设立一个章节阐述“伽蓝七堂制”。此说法在日本最早见于一条兼良（1402--1481）的《尺素往来》：“七堂者，山门、佛殿、法堂、库里、僧堂、浴室、东司也。”张十庆教授推测，“伽蓝七堂之说形成于日本中世后期的室町时代（1333—1572）。”由此认为，“伽蓝七堂之制实际上反映了日本中世纪禅寺主体配置的基本格局。这一时期日本禅寺发展趋于成熟与鼎盛，伽蓝构成形式亦达完备与定型，并走向程式化。”

在此基础上，日本佛教界又对七堂布局的位置和意义进行了表相比拟。即：法堂（头）、佛殿（心）、山门（阴）、僧堂（右手）、厨库（左手）、东司（右脚）、宣明（左脚）。张十庆教授指出，在日本曹洞宗秘传书和日本十七世纪初工匠技术书中《匠明》中，均有此人体表相图。

日本著名学者僧人无著道忠在《禅林器象笺》中，也曾对“伽蓝七堂制”进行过阐述。他认为，佛殿位于中央比喻为人体心脏，说法的法堂位于其上比喻为人体大脑。法堂与佛殿的关系，用人体头脑和心脏的关系来比喻再恰当不过了。僧众通过在法堂和佛殿内修行而将佛法了然于心，进而修炼成佛。禅宗寺院出现这种布局，与其主张“心印成佛”的教理冥冥中相互吻合。

在禅宗的发祥地--中国，“伽蓝七堂制”却是一个陌生词，最起码在上个世纪初中国营造学社诞生之前是如此。在梁思成、刘敦桢等人的推动下，中国古建筑研究由此发轫。在刘敦桢在《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》中首次提到了“伽蓝七堂制”，并认为“伽蓝七堂”大致是指山门、天王殿、钟楼、鼓楼、东配殿、西配殿和大殿七座单体建筑。随后，梁思成和林徽因在1932年的《平郊建筑杂录》中，也提出了“伽蓝七堂制”。刘敦桢、梁思成、林徽因三人的文献记载，是目前可循中国最早关于“伽蓝七堂制”的文本记录。

时至今日，“伽蓝七堂制”在网络上已是一个熟悉的名词，百度搜索有74500个结果。维基百科也对其如下解释：“伽蓝七堂，又名七堂伽蓝，是唐宋佛教寺院的规范建筑。分别为山门、佛殿、法堂、方丈、斋房、浴室、东司（即厕所）。”

对中、日禅寺建置、特别是对日本“五山十刹图”研究十分深入的张十庆教授认为：“根据与南宋禅寺构成模式比较，日本伽蓝七堂制反映的是南宋以后禅寺构成及布局的基本形式；所谓伽蓝七堂制，是日本移植宋风禅寺以来对其禅寺构成和布局的形式概括，与南宋禅寺布局基本精神一致；七堂之制及人体表相作为禅寺基本结构的表征，反映了丛林组织的基本形式。同构对应于‘住持—东西两序’结构。所谓‘分为两序，实为一体……其意犹如人之两臂各有所司’（元《敕修百丈清规》）”。

在民间，一些耄耋之年的资深佛教文化建筑专家表示，“伽蓝七堂制”自幼就从自己师傅那里得闻，既非来自日本，也不是有了网络之后才知道。

与此同时，“伽蓝七堂制”的提法在刘敦桢之前，中国古籍文献中依然难觅踪迹。笔者曾经就此问题求证梁思成的弟子、某著名古建专家。他表示，自己未曾听到梁思成明确说过这一寺院建置。

中国寺院建筑历史上是否存在“伽蓝七堂制”？依然是个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