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贤相

王旦（ 公元957—1017 年）字子明，大名莘县（今属山东）人。自幼好学， 太平兴国五年（ 公元980 年） 进士。淳化二年（ 公元991 年）任右正言、知制诰，并被封为礼部郎中、兵部郎中。至道三年（公元997 年），真宗即位，四年之中连续晋升，初为中书舍人，后为参知政事。景德二年（公元1005 年），加封为尚书左丞。次年，升为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成为宰相。

王旦为相十余年，深受宋真宗赏识和重用。虽然如此，他却从不固执己见，受人毁谤也不念旧恶。他常为国家推荐贤才， 却不让其人知道，表现了高尚的德行和宽怀大量的容人雅量。

王旦任宰相时，寇准屡次在皇上面前说王旦的短处，然而王旦却极力称赞寇准的长处。有一天，真宗皇帝笑着对王旦提及此事，王旦回答说：“ 臣居相位参与国政年久， 必然难免有许多缺失，准事奉陛下无所隐瞒，由此更见准的忠直， 臣因此保荐他……”

真宗由此更赏识王旦。当寇准任枢密院直学士时，王旦在中书有事送枢密院，偶尔不合诏令格式，准便上奏皇帝，王旦因而受到责问， 但是他并不介意， 只是再拜谢过而已。不到一个月， 枢密院有事送中书， 也不合诏令格式，堂吏发现后，很高兴地呈给王旦，认为这下逮到机会了，可是王旦却命送回枢密院更正，并不上奏。寇准大为惭愧， 对王旦说：“ 你怎么有这样大度量呢？” 王旦笑而不答。

当寇准被免去枢密职位后，曾私下求王旦提拔他，王旦惊异地回答说：“ 国家将相重任， 怎可以求来的呢？” 准心中很不愉快。其后皇帝授予寇准节度使同平章事。寇准入朝拜谢说：“ 臣若不是承蒙陛下知遇提拔，哪有今日？” 皇帝便将王旦一再推荐之事告知， 寇准非常惭愧， 自觉德量远不及王旦。

对于像寇准这样有才能的官员， 尽管曾诽谤过自己， 王旦依然会极力举荐。但是， 对于那些没有德能的人，无论他们如何行贿献媚， 王旦都不予理睬。当时有位姓卢的地方官，深夜送黄金百两来求王旦提拔他为江淮盐运使，王旦正色推辞说：“你的才能，不可担当这个职务，我哪敢私受贿赂而废弃公道呢？” 卢某惭愧而退。

与佛之缘

宋代是佛教比较兴盛的时期，与当时许多士大夫一样，王旦一生敬信佛教，是当时净行社的首领。据宗晓《乐邦文类》记载：“大宋淳化中， 师（ 省常） 住钱唐南昭庆院， 专修净业， 结净行社。王文正公( 旦) 为社首，翰林承旨宋( 白) 撰碑，翰林学士苏( 易简)作净行品序，状元孙( 何) 题社客于碑阴， 亦系以记。士夫预会，皆称净行社弟子。社友八十比丘一千大众。孤山圆公， 作师行业记并莲社碑。”

这段文字记载了宋代净土宗七祖省常大师住锡杭州昭庆院时，专门修持净土法门，并与四众弟子结成了净土宗的团体净行社。这个净行社人数最多时达一千多人，社首即是王旦。

在《佛祖统记》卷四十三中有相似的记载：“ 杭州西湖昭庆寺沙门省常，刺血书华严净行品，结社修西方净业。宰相王旦为之首， 参政苏易简百三十二人， 一时士夫皆称净行社弟子，比丘预者千众人，谓庐山莲社莫如此日之盛。”

 童玮《北宋佛教大事年表》也有关于省常大师结净土社团时， 旦为社团首领的记载：“杭州西湖昭庆寺沙门省常刺血书《华严经· 净行品》， 结社修西方净业， 宰相王旦为之首， 参政苏易简百三十二人士大夫等皆称净业社弟子， 比丘预者干众。谓庐山莲社莫如此日之盛。”

印光大师的《莲宗七祖颂》亦云：“慕庐山风立净社，爰因后世实行寡。百四一愿随事发，人各寝馈菩提者。首辅王旦既归依， 公卿百廿受陶冶。阎浮虽则赞皇猷， 何若乐邦得佛嘏。”

王旦的好友杨亿也是一位佛教信徒。他们每次联系，不谈其它，只谈论佛法。据吴处厚《青箱杂记》载：“公( 王旦) 与杨文公（杨亿）为空门友，杨公谪汝州，公适当轴，每音问不及他事，唯谈真谛而已。”

王旦不仅信仰佛教， 而且还极力护持佛教。据志磐《佛祖统记》载：“上谓宰臣曰：‘佛教使人迁善，诚有其益， 安可禁之， 且佛法所至甚广， 虽荒服诸国皆知信奉。唯道教中原有之， 然不甚盛。’王旦对曰：‘顷岁虏使登开宝塔，瞻礼甚虔， 誓当戒杀， 及至上清宫不复屈膝。是知四夷唯重佛而不敬道也。’上曰：‘然。’”从宋真宗与王旦关于对佛教态度的对话可知，宋真宗对佛教是采取护持的态度，这与王旦的努力维护佛教是分不开的。在这段对话中，王旦列举强盗进入佛塔中， 礼佛非常虔诚， 并发誓要戒杀生；而他们进入道教的上清宫时，只是观望却不愿屈膝礼拜。王旦由此认为，在国内边远之地的人民也是尊崇信奉佛教而不崇敬道教。

王旦与佛教的深厚情缘还表现在王旦希望自己过世之后，剃除须发，穿着僧衣下葬。据文莹《湘山野录》载：“天禧元年九月旦薨。先一日嘱翰林杨亿曰：‘ 吾深厌劳生， 愿来世为僧， 宴坐林间，观心为乐，幸于死后为我请大德施戒， 剃发须， 著三衣， 火葬，勿以金宝置棺内。’ 亿为诸孤议曰：‘ 公三公也， 敛赠公衮， 岂可加于僧体？’但以三衣置柩中，不藏宝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