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隔24年，72岁的比尔·波特又回来了，又一次回到湖州西南的霞幕山。这里不远处，长眠着陆羽和皎然。他们都是比尔非常崇拜的人。

“你们很辛苦。”穿着红色格子衬衫，白色灯笼裤和黑布鞋，戴着黑色小帽的比尔·波特见到记者后，说的第一句话。

事实上，在同本刊记者相遇的两天前，比尔·波特和两位差不多年纪的同伴才从美国的西雅图出发，辗转北京、上海，搭乘飞机，高铁等交通工具，最终得以来到了太湖之畔的湖州。不过，路途的劳顿似乎并没有给这位年过古稀的长者造成多大的困扰，眼看着向导的吉普车在蜿蜒的山路中渐渐难行，比尔·波特不顾头顶上细密的雨丝，直接当起了山路行车的指挥员。

而待到山路渐窄，汽车无法通过，他利索地开了车门，帮助两位同伴下车之后，身手矫健地在充满泥淖的山间小路上徒步而行。相比于那两位同伴冲锋衣，防雨背包，登山杖等专业的设备，比尔·波特手中能称得上为“装备”的，只有那只绣着“柏林禅寺万佛楼落成纪念”的褐色小布包。

这已是比尔行走中国土地时的常态，没有充足的装备，缺乏经验丰富的向导，以及不为普通百姓所熟稔的目的地。

于纷乱中遇见佛法

梳理比尔·波特的人生履历可以发现，他同佛法的相遇，多少带着些戏剧化的色彩。

比尔·波特出生的1943年，正是美国二战后繁荣的时期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他面对的所有一切都是热闹和喧哗的。从战争伤痛中苏醒过来的美国人，希望借此弥合肉体和心灵上的伤痛。

因而，比尔·波特的同龄人大多都是遵从自己内心，不循规蹈矩的反叛者们。他们生活简单，不修边幅，奇装异服，不断尝试着将个人置身于同秩序的对抗之中。但对于生于中产阶级家庭，父亲是成功企业家的比尔·波特来说，虽然不抗拒如此的生活，但在内心，他更享受同自己独处带来的宁静。

“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独处，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，而是因为我发现独处有如此多的快乐。”有时，比尔·波特喜欢躺在树下，凝视着树枝，看着天空中的小鸟和云彩，沉默半晌。“只有当我们独处时，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。”

安逸舒适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比尔·波特上高中。那时，父亲的生意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，最终被迫破产，父母也因此而离婚。巨大落差并没有影响这个年轻人，比尔·波特反倒觉得自在了不少。“这样我就不用担心需要去继承家业，去当一个酒店的老板。”

带着对未来的迷惘和困惑，他尝试着进入大学学习。艺术、心理学、英国文学，比尔·波特换了三个专业，却始终没有完整地修完最初级的课程，一年之后，他第三次退了学。

而在这时，这个喜欢享受独处的男孩接到了服兵役的通知，来到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度过自己的培训期。当时的美国军队，服役期长短是可以商榷的。在正常的两年服役期之外，若主动延长一年，则可以自由选择服兵役地点和培训项目。比尔·波特当时就选择了德国。

“人算不如天算”，就在培训期行将结束前的一周，越南战场的战火燃烧起来了，原先的承诺自然不作数了。就在培训期的发饷日，比尔·波特独自离开了。

带着二等兵的78美元军饷和先前的一些微薄结余，比尔·波特靠着搭顺风车，几乎横穿了整个美国。过了不到一个月，在经历了车祸，拘留和陌生人的骚扰之后，他被八月下旬的一场暴雪困在了公路上。“饥寒交迫，一辆车都看不到。”

最终，比尔·波特只能靠步行来到附近的警察局自首，一周的监狱关押结束后，比尔·波特又被送回了原先的军队。幸运的是，他逃过了军事法庭的审判，先前提出的服役条件竟然也得到了兑现。比尔·波特最终被派往德国的一家医务营服役，成为了比尔·波特军士。

兵役结束后，满身疲惫的比尔·波特出人意料地回到了多次拒绝他的大学校园。这一次，这位曾经的退学生再也没有让自己的退学记录又多上一笔，在著名的“嬉皮士运动”的浪潮之下，他拒绝了当时所谓的“主流生活”，隔绝了世俗的纷扰，成功地拿到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人类学学位，并在那里遇见了禅。

“那本《禅之道》对我的影响很大，这本书的思想和我的思想是很相同的。”那是1970年的春天，在翻开这本书的一个月之后，比尔·波特又开始着手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，在第二语言那一栏中，比尔·波特选择了中文。“当时就是随便填的，自己之前完全没有了解过。”

几个月后，他顺利进入哥大博士课程学习。那时，中文课被安排在了每天上午的8点到12点，从最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到稍有难度的会话，讲故事，比尔·波特进步神速。以至于第二年学习古代汉语的时候，依旧顺风顺水。“就像我前一辈子是中国人一样。”

但比尔·波特没有念完这个博士学位。1972年，他第四次退学了。

“我看到了一些修行人，觉得修行是有好处的，我也想走这条路，就没有继续念博士。”促使他退学的，是一位名叫“寿冶”的老和尚。这位来自江苏无锡的法师，是比尔·波特在唐人街遇到的。奇怪的是，这位法师不懂英文，而他的中文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和寿冶老和尚交流的地步，但就像禅宗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的宗风一样，这位中国法师和洋弟子的交流全靠肢体语言。“主要跟着老和尚学习打坐，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对话。”“打坐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，在基督教堂里面，我们要跪下做祷告，打坐却从来没有接触过。”

比尔·波特认为，这样的传教方式对于初入禅门的自己已经足矣，“出家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修行效果的体现。看到他们的言行举止，我觉得修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”在修行和读博士两者间，比尔·波特做出了自己的抉择。

“我不想念博士，我要修行。”

抉择之后，必然是行动。

在一位德国同学的介绍下，比尔·波特给台湾的佛光山写去了一封信。对于那封书信的内容，如今的比尔·波特已经回忆不起哪怕一句话，“我只知道是用英文写的，里面写了我和老和尚学习打坐的事情，也表达了我想去佛光山学习修行的愿望。”

一个月之后，他居然收到了来自台湾的回信。“Welcome to foguangshan” （欢迎来到佛光山）。1972年，收到回信的比尔·波特，带着自己仅有的200多美元，坐着飞机来到了佛光山，在大洋彼岸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模式。或许是络绎不绝的游客让他稍觉不适，一年之后，比尔·波特离开了佛光山，来到了一间名为海明寺的乡间小庙。

这里的生活无比清净，除了外貌装扮上的差异，比尔·波特和寺院里其他12位僧人过着几乎一样的生活：天亮前就早起诵经，夜晚倾听钟鸣，三餐茹素。一间房，一张床，一顶蚊帐。比尔·波特不是在禅垫上打坐，就是在寮房里读书。

简单安静的学修生活中，比尔·波特读到了不少中国古代圣贤的诗句，并在内心逐渐升起了感应。慢慢地，他开始尝试着将这些先贤智慧用自己的母语表达出来。寒山的300多首诗就是他最初翻译的作品。

事实上，在比尔·波特之前，美国已有一位教授将这位唐朝僧人的100多首诗翻译成了英文。但当他在海明寺住持送给自己的一本书中，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，却完全不能感到满足。1983年，比尔·波特的译作《寒山诗歌集》出版，这是英语世界里第一部完整的寒山诗翻译本。

而在这300多首诗中，有接近一半的作品是比尔·波特离开海明寺之后翻译的。“住了三年之后，住持老和尚当时问我要不要出家。我没有答应他，一个月之后，我就离开了海明寺。”搬出海明寺之后，比尔·波特在如今的阳明山地质公园里的一座山峰上找到了一间农舍。

山居的生活毕竟不是逃难，并不显得落魄，反倒有一种“行至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自在旷达。从比尔·波特租住的农舍向外望去，整个台北盆地一览无余。到了晚上，万家灯火在他眼前展开，好似橱窗里琳琅满目的珠宝玉器，让人折服。

更令人叫绝的是，由于山林气候系统的独特性，比尔·波特居住的一小片区域在夏季是台湾北部唯一的避暑胜地，而到了冬季这里又是台湾唯一下雪的地方。到了下雪的日子，一些有眼光的出租车司机都会驱车来到这里，关掉发动机，静静等待车顶上的积雪变厚，之后开回市区，在火车站出售这种台北人眼中颇为稀奇的事物。

比尔·波特则在这里爱上了泡热水澡。农舍所在的山峰是一座火山，当地的山民拼凑了一条管道，将山顶附近的一个火山喷气孔和一家简易的澡堂连接在了一起。澡堂离农舍不远，冬天的时候，比尔·波特一天要去两到三次，为的就是温暖自己因为翻译佛经和诗句而冻僵的手指。而这个习惯也一直保留到他后来行走中国的旅途中，若一家宾馆不能提供舒服的澡盆和充足的热水，比尔·波特会转头立马寻找下一家。“一场沐浴可以暖和几个小时，这么多时间足够翻译一首禅诗或是一首偈颂。”

比尔·波特说，他的翻译工作更多地着眼于诗句本身的意蕴，并不在某些词眼上作过分的纠结。“诗不在语言，而在心里面。毛亨说过：‘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’，所以诗句都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。”

从1989年开始，比尔·波特就开始了自己行走中国的旅程。除了偶尔会带上自己的一两位嬉皮士朋友充当摄影师。其余的时间，比尔·波特都是独自一人在行走，为的就是用自己的双脚丈量和攀爬那些禅门先贤内心的高度，这些经历和体悟最终也被他汇集成《空谷幽兰》《禅的行囊》等书。

描写终南山隐士的《空谷幽兰》的缘起，与净慧长老有关。“1989年，我在北京遇到了净慧长老，向他打听了中国隐士的踪迹，他说终南山可能会有，在他的指点下，我就来到了西安。”

而眼下的湖州之行，亦是这段旅程的延续，比尔·波特要探访的，是一位名叫石屋清珙的禅师的遗踪。只不过较之于当年，比尔·波特的角色又多了一重——导游。按照他的说法，他每年都会带着一个不超过4个人的小团队，进行两次中国文化深度体验游。

“当年我来的时候， 这里只有一个农夫。”比尔·波特指着山顶云林寺山门上的匾额，用英语向随行的两位美国朋友介绍着。而这座寺庙，如今依旧供奉着石屋禅师的坐像。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载，石屋禅师为元代临济宗十九世禅师，曾经在霞幕山的山顶结庵三十余年，矢志梵修，并留下了《山居》和《语录》等禅诗作品。

到了1347年，高丽僧人太古普愚慕名前来湖州参谒石屋禅师。之后，太古禅师带走石屋禅师授予的“蒙授正印，传衣法信”袈裟禅杖，成为临济宗在高丽国的第一位祖师。因此，霞幕山被奉为朝鲜半岛临济宗的祖庭。事到如今，每年都有大量的韩国人士前来霞幕山云林禅寺拜祭祖师。

而比尔·波特早在20多年前，于海明寺修行的时候，就读到了石屋禅师的诗句，并尝试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作品。“我刚开始只是翻译石屋禅师的诗句，后来就想知道他具体是怎么样的人，生活的情况是如何的，就自己开始寻找。”他当年来的时候，这里尽是一片荒芜，如今已拥有了颇具规模的云林寺和一群在白云深处修行的出家僧众。

“中国通”老外

“你冷不冷？”看着穿着薄衫的比尔·波特，云林寺的兴根法师立刻想回屋拿件厚外套给他披上。“我不冷，很好。谢谢你。”比尔·波特摆摆手，旋即进入了自己作为导游的工作状态，不断地用英语和中文向身边人介绍着云林寺里面的每一处景致，并从自己的褐色布包中，拿出卡片照相机，认真地拍摄记录。

在他的要求下，兴根法师打开了供奉石屋禅师坐像殿堂的大门。也许是常年不对外开放的缘故，殿堂的内墙早已斑驳陆离，墙上挂着的石屋禅师和高丽高僧太古普愚大师的画像，几乎已经很难辨清个中的细节。眼前的这一切，仿佛就像一张揉皱泛黄的旧报纸。

不过，正如再破旧的报纸也有醒目的报头，殿内那尊超过一人高的石屋禅师鎏金坐像依旧夺目。注视着禅师的法相，比尔·波特郑重地双手合十，弯下腰，双膝跪地，恭敬地行了一次礼。而在弯腰起立的那一瞬间，他小腿上敷着的厚厚膏药贴，不经意地露了出来。

“我的腿上有一些伤病，要贴很多膏药，所以现在都没有办法正常打坐。”比尔·波特回忆说，上一次来到霞幕山的时候，自己就不慎扭到了脚踝。而全身上下，多年行走中国带来的伤病还有好几处。

“当然伤病只是很小的事情，我觉得没有什么。”比起肉体上的疼痛，旅途中遇到的一些惊险有趣的小故事，是这位老外更愿意谈论的。“我第一次上终南山的时候，差点被当做间谍。”

这段故事的展开，源于比尔·波特想要探访诗人王维的意愿。在此之前，比尔·波特同样是在台湾修行的时候，读到了王维的作品。“我在台湾爬山的时候，就喜欢背王维的诗句。”每当记住了一首诗之后，比尔·波特就喜欢坐下来打坐。一天，当他正想放平双脚的时候，有一条带着花纹的环蛇正在旁边蜷曲着身体。这种蛇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毒蛇之一。比尔·波特极其缓慢地站了起来，蹑手蹑手地离开，成功地躲到了这次意外。

从那以后，他不再背诵任何有关王维的诗句。不过，对于王维的兴趣，比尔·波特一直保持着。15 年之后，他上终南山寻找王维，来到了辋川别墅。出于对地理信息的无知，比尔·波特和随行的一位摄影师不慎闯入了附近的军事禁区。由于担心自己辛苦拍摄的照片付诸东流，摄影师甚至将已经曝光的胶卷塞进自己的袜子里。幸运的是，在关押了三天之后，他们只收到了一个警告，并没有被禁止采访拍摄的权利。“他们觉得我们太笨了，不可能是间谍。”回忆起这段经历，比尔·波特不禁哈哈大笑。

而除了被误认是间谍，比尔·波特还遭受到野熊的侵扰。“后来我们就加快了脚步，最后躲避掉了那头熊。”为了更有画面感，向记者描述这段经历的时候，比尔·波特还模仿着熊的声音，“哇哇”地吼叫了几声。

但这些惊险有趣的小故事，终究只不过是这段行走旅程的副产品，比尔·波特自己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的中国化才是个中要义。“因为我一直留着大胡子，有时我会被当成维族人。”

临近中午用餐的时候，霞幕山的一位茶人在他的茶厂接待了我们。看着正在晾晒的白茶，比尔·波特信手捻起一抔，放到鼻子前细嗅其味，“中国的茶叶好香，很不错。”到了餐桌上，他毫无拘束地大口吃菜，熟练地使用着木筷子，即便夹起豆腐一类的滑腻食物也丝毫不费力。中饭的主食是馄饨和白馒头，比尔·波特一连吃了好几碗馄饨，又蘸着菜汁，消灭掉一个大馒头。“中国菜很好吃，我太太是台湾人，经常给我做中国菜。”

比尔·波特说，即使是在美国的家里，他的生活方式依旧偏向中国化，每天大约六七点起床，之后诵经打坐一个小时。“我看中文版的佛经，不会看全部的内容，记住两三句，然后把它们当做一个公案，打坐时候反复念诵。”餐桌上，比尔·波特又向记者展示了他的皈依证。这个封面已经有些破损的红色小册子，记录着一位名叫“深云”的佛弟子在赵州柏林禅寺皈依三宝的详尽信息。

这张皈依证如今也被比尔·波特“物尽其用”。“游览一些寺庙，用皈依证是可以免费的。”但有时难免也会碰壁，前几年在龙门石窟的时候，比尔·波特想借助皈依证免费入园，不料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阻拦。之后，这位“中国通”又提出自己已经年过七十，应该享受高龄者优待政策，依旧无果。“他们说我是外国人，这些政策都不能享受。”“不过，我很机灵，跟着一个旅游团混了进去。”

比尔依然非常爱中国，在他的观察角度下，周遭的一切正在经历着积极的变化和发展。“佛教的风景名胜越来越多，虽然可能对于真正的修行人来说，这样是不够的。但可以有一个缘分，接引更多的普通人认识佛教。”“中国人很友善，因为我在中国的停留时间不会很长，但是我却可以‘插队’，见到很多有名的大和尚，这得感谢他们对我的善意。”

雨越下越大，来到山下小镇时，三位古稀老人都已经非常疲惫了。但是比尔还是在朋友大茶的带领下，来到了相邻的陆羽墓和皎然塔，这两座中国茶史上的“高峰”，孤零零地隐匿在几排民房后的杼山半坡，少有人至。比尔却远涉重洋，专程来此参访。“中国禅茶有着非常伟大的成就和人物，我崇拜他们。”比尔说。